1961年7―8月，韩儒林随民族历史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内蒙古参观团深入内蒙古自治区访问。11月，在南京发表了题为《内蒙新感》的文章。

　　他说：“最令人感动的，也是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党的民族政策的正确伟大。过去，由于反对统治阶级的挑拨，各民族间长期互相歧视、互相隔阂。但解放后，在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之下，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统一目标下，各民族之间亲如兄弟，互相团结、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支援、共同进步，到处都可以看到汉族、蒙族、朝鲜族、锡伯族、鄂伦春族人们同在一个工厂，一个牧场、一个公社、一个学校亲密无间地劳动和学习。内蒙古就是我们祖国民族大家庭中民族团结的一个缩影”。“通过这次在内蒙古的参观，使我们对内蒙古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内蒙古富饶，内蒙古在新生、在发展、在前进。对内蒙古必须刮目相视了。！”“通过这次内蒙古的参观访问，我认为我们历史工作者似乎还有一项缺点，就是重南轻北。这里所谓北，大体上指长城以北，也就是历史上所谓‘塞北’。我国历代的民族关系，以西北、东北各族和中原的关系为最多，因而历代对北方的记载也不少，只是由于历代学者重视北方的历史不够，遂使这些宝贵的记录，往往变成不易理解的文献了。……我深切体会到不亲到内蒙古进行实地调查，深入地了解其自然条件，研究其社会情况，要想对北方民族的历史具有深刻的理解，那是很困难的。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想行万里路，就是调查研究，增加感性知识，认识了今天的内蒙，然后才能认识古代的蒙古。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读万卷书，掌握了大量史料，就搜集史料的工作讲，也才算作了一半。读书必须与行路并重，史料必须与调查相结合，二者不容偏废。如果我们能在内蒙古认真作几年调查研究工作，在中国北方民族史中必会增加不少篇章，出现新的面貌。中国历史地图的‘塞北’部分，也就不会老是大幅空白了。”